婚姻問題專家認為：不僅問題婚姻、不健康婚姻、病態婚姻需要治療，而且多數婚姻都需要輔導。心理咨詢師認為，他們遇到最多的和最復雜的問題是婚姻問題。心理醫生認為，不健康心理會影響婚姻，不健康的婚姻也會引發心理障礙。按這些專業人士的經驗和觀點，婚姻是需要治療的，也是可以治療的。除了這些專業人士從臨床實踐的視角或具體案例的角度提出的看法，其實治療婚姻無法離開宏觀的視角，例如社會大變動中如何應對婚姻觀念的變化，離婚理念的變化;如何看待相關研究的新發現等等。所以，治療婚姻應該包括宏觀的思考與微觀的或對具體案例的分析和指導。

　　婚姻是人類特有的生物-社會現象，是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相結合的產物。婚姻是承載人類生存繁茂的偉大而神圣的事業。婚姻有自己的發生、發展和終結過程，或者說婚姻是有壽命的。如果婚姻的一方自然死亡，他們婚姻的自然壽命也就終結了;由婚姻的一方或雙方提出分手并最終離婚，可以認為這是婚姻的社會性解體或終結。還有經過分居、遺棄、失蹤最后通過法律程序宣告婚姻無效也是婚姻的解體。治療婚姻主要解決的是婚姻社會屬性方面的問題，主要目標是盡量減少社會性解體和提高婚姻質量;這是社會穩定的需要，社會和諧的需要。治療婚姻的目標是促成婚姻的和諧與穩定，提高婚姻的質量和當事人的滿意度與幸福感。

　　早在1940年前后，有位英國醫生已經涉及婚姻治療了，到20世紀70年代婚姻治療逐漸興起。大約1985年美國的兩位心理學家出版了《臨床婚姻心理治療指南》。由于臨床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不斷積累，到了現在，婚姻的治療已經日臻完善，在咨詢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學里是正在迅速膨脹的部分。知識和經驗的逐漸成熟，技術的日趨完善，為治療婚姻提供了一個基礎性保證，或者說這是治療婚姻的保障性理由。

　　人們都說婚姻以愛情為基礎，而婚姻是一種文化，任何人，從嬰幼兒到學齡前，到成人，到耄耋之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生活在婚姻生活之中。或許正是婚姻承載的家庭和社會負荷太多、太重，婚姻需要精心養護、愛情需要用心經營。十分遺憾的是，社會上有一種壓倒性的傾向，即許多人都以為，結婚了就萬事大吉了，缺乏養護婚姻和經營愛情的心理準備，更不用說實際行動了。所以，有的心理咨詢機構的服務對象中，婚戀和家庭矛盾等問題占近80%，其中50%是婚戀問題。

　　可見，矯正這種社會性忽視以及學會養護婚姻和經營愛情是治療婚姻的慣常性理由。

　　前不久，上海出現了讓心碎者不再孤獨的“離婚俱樂部”;上海有公司推出了“溫馨離婚”服務;大連有了治療婚姻的公司;最近治療婚姻的專業隊伍里又多了一個新的職業“婚姻家庭指導師”。如此等等，是實際需要催生了這些“新生事物”，這是一類促發性理由。

　　有位作者對變化中的中國做了這樣的描述：“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劇烈變革，激烈競爭;信息爆炸，高頻節奏;過度包裝，媒體炒作;多元世界，充滿誘惑。許多人感到，現在似乎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時空之中。”社會環境的種種變化和大家能普遍感受到的這種不確定性，必然沖擊著婚姻的方方面面，既沖擊了傳統的婚姻觀念，也影響著人們的婚姻行為，還催生了不少新觀點。例如，有學者提出：“婚姻的出路在哪里?”還提出“閃婚”符合人性，認為現代社會婚姻已經變成一種很個人的行為，出現閃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婚姻性質的改變，傳統的婚姻是兩個家庭的結合，而現在只是兩個人之間的結合，不要求建立終生關系。甚至認為都市白領經濟的獨立,使他們可以決定自己的事情，買什么東西全憑個人喜好，婚姻也如此。應該說香港的白領比大陸的還要多，而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學者則認為：閃婚是非常冒險和不成熟的做法。這位學者指出，婚姻是一張法律合約，而不是感情的指針，是法律的承擔，不是兒戲的，不應用一股意氣或者貪玩心態去對待婚姻大事，否則到發生問題時，將承擔不起，勾起很大的情緒和自我失控，制造失敗感。有很多人不知道原來承受不起失婚的創傷，結果引起很大的心理問題，造成否定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快結快離”的“閃婚”應該是一類需要接受治療的問題婚姻。因為雖說婚姻是個人的事，但決不只是兩個人的事，也不只是兩個家庭的事，還是社會的事，不管社會如何變，只要談婚論嫁，都將無法繞開這些“事”，而這些事哪一個也無法根本改變婚姻的基本屬性。退一萬步講，即便說婚姻是“憑個人喜好買東西”最好也要接受專家的指導。怎樣看待“閃婚”等“新觀點”是一類挑戰性理由。

　　人們普遍關心變動中中國的婚姻現狀和趨勢。有一項大宗樣本的研究結果認為，“平等、互信與和諧是中國夫妻關系的主旋律;以愛情為紐帶的婚姻不多，婚姻情趣不足，性生活質量不高”，當然，經常吵架、動武、威脅離婚事還是存在。“以愛情為紐帶的婚姻不多，婚姻情趣不足，性生活質量不高”，以及“吵架、動武、威脅離婚”等正是婚姻治療的“適應癥”和對象。這是一類順應需要的促動性理由。

　　由于社會文化的寬容和多元化，婚姻外部的強制性壓力(諸如約束個性、壓抑人性的政治教條和傳統道德的約束)正在減弱，個人私生活開始和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分離;婚姻主體的個人選擇也更自由、更富有彈性;離婚的政治、社會和心理成本也在不斷降低;獨身、單親和再婚家庭已較少受到側目，無愛婚姻的解除不再艱難，這些對提高婚姻質量有積極意義。但離婚率逐年上升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怎樣看待離婚?離婚對子女的消極影響是否一定比夫婦沖突對子女的負面影響大?要不要把指導健康離婚作為治療婚姻里的一個內容?這或許屬于治療婚姻的理念性理由。

　　從宏觀的視角看，置身大變動中的中國人，如何看待和對待離婚率上升?中國人的婚姻怎樣應對“二奶”、“小密”、情人以及一夜情等的沖擊?中國人怎樣面對 “性解放”或“性革命”?直到目前，媒體似乎對婚外戀、“包二奶”、離婚以及繼父母遺棄、虐待繼子女等更有報導的興趣，因為公眾更專注于那些薄情寡義、不盡義務的缺德事件，例如如果那些資源豐厚或有婚外戀者提出離婚就會被是認為背信棄義、喜新厭舊，讓其達到目的會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穩定。這些說明，媒體與公眾似乎更多地習慣于以傳統道德觀念和價值判斷為先導，這是文化和倫理的引導，這是需要的，但忽視了心理疏導和法律的制約，這應當屬于婚姻治療的觀念性理由。

　　有多項研究者報告認為，現代中國低質量的婚姻只有30%，主旋律是好的;而有研究者說城市人群60%對婚姻失望;有人說60%的婚姻是“湊合型”;又有人說“70%的婚離錯了”;等等。從治療婚姻的宏觀判斷及微觀認識考慮，這些是需要和值得澄清的，可謂治療婚姻的澄清性理由。

　　有研究發現，男女性觀念差別日漸縮小;人們的性觀念正在發生變化，例如，對性生活不再采取避諱的態度，傳統的貞操觀念正在松動;有研究發現，現代女性排卵期長;社會上有更多患情感饑渴癥的人浮出水面;人們希望了解如何判斷婚姻能否天長地久;而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的“三高”女性，找對象卻成了“老大難”;有人說網絡交流不必擔心自己的相貌與聲音，網絡世界是“從里到外”來了解對方，這可能是一種更好的方式，可有更多機會去結識適合自己的伴侶，為親密坦誠的交流提供更好的環境，但最終網絡愛情卻讓許多人失望而歸。如此等等，這些是治療婚姻的激發性理由。

　　宏觀的角度看，治療婚姻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不管人們愿意或不愿意，這個工程已經不得不啟動，“婚姻家庭指導師”上崗就是一個表征;從微觀的角度看，治療婚姻主要著眼于案例的指導，順應“市場”的需要，提供這類服務的機構和人員如雨后春筍，但魚龍混雜，從業人員和服務機構都有待規范。

　　(注：本文引用了徐安琪、葉文振著《中國婚姻質量研究》等的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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